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农大传播

发布日期:2017-01-03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校史与档案馆字号:[ ]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革命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这场运动是由具有共产主义萌芽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参加的爱国运动。由于“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这种分化在北京更为明显。真正代表五四运动历史发展方向的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萌芽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的出现与成长,对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等学校都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积极从事革命运动就是受到他们的直接影响。这一历史事实在北京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界是十分独特的。

  1920年5月1日,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生创办了半月刊《醒农》。该刊是当时不可多得的政治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的刊物,成为当时的革命历史文物。创办该刊是本校学生在当时进行农民运动的重要活动之一,学生们将救亡宣传转向农民。自1920年5月1日创刊,一、二、三期出刊前都曾在《晨报》登出版消息及详细目录。已知《醒农》至少出版了六期。

  在《醒农》创刊号中,《发行醒农的用意》一文是为发刊词,简明扼要地申明了该刊的发刊宗旨。文中写道:“吾们在这新思潮膨涨时代,各种批评的,鼓吹的杂志,风涌云现一般出来的时候,就发生了几种疑问:(1)彻底解决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一般人竟忘却了多数的农民? (2)空谈玄理于实际没有什么裨益,为什么不实事求是谋人民的福利?所以我们发行《醒农》的宗旨是‘促人民之觉悟’、‘谋农业之改进’。”但《醒农》中提出的“促人民之觉悟”、“农民解放”、“农村改造”等,并不主张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和农村的改造。因而,《醒农》的努力很难收到显著的成效。

  因此,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及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日益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20年3月,邓中夏率先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这是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小组中,最重要的小组之一。在北京共产党小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在北京大学成立。此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几乎皆为青年团团员。

  北京大学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进步学生杨开智(杨开慧胞兄)、乐天宇等于1921年夏季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带到本校,同年在邓中夏的直接帮助下,杨开智、乐天宇、蒋文虓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本校最早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在三人小组中,杨开智为组长。由于杨开智受到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人的影响,因而积极组织乐天宇等人参加了这一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活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成立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支部在本校的建立,杨开智、乐天宇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关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成立,杨开智、乐天宇都有比较详尽的记述。

  杨开智在自述中,回忆其父亲杨昌济与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的关系时写道:“在湖南第一师范及北京大学执教鞭时,一班有志青年受了他的训导感化影响,因而思想伟大,成为共产党领导人材的不知多少。最得意的学生如毛泽东、蔡和森、肖三、邓中夏等,那时,除在校用心听我父亲指教外,每星期日必来我家午餐,谈讲一天,可见一斑。”

  “在北京农大求学时期,我常和北大学生邓中夏、陈为人、张昆第诸革命地下工作者会晤。那时,邓中夏为北京地下工作机关的领导者,我曾被邀加入通讯工作,惜为时甚短,竟以家事大受刺激无形中止了。”

  另一自述中还写道:“由于我的父亲、胞妹、堂弟都是思想前进富有革命人生观的烈士,过去受了他们的感化,加之常常听到先父的得意学生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革命同志的言论,因此,我早有革命意识。于1923─1924年,在北京农大读书时,常和北京地下革命同志邓中夏、陈为人等接近,加入了地下革命通信工作,中途因脑筋受刺激就中断了。”

  而乐天宇在谈到1921年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成立问题时这样写道:“当时中夏同志的主要工作在工人运动方面,经常来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他回北京时,必定要来农大出席小组会;他离北京时,也必定要写信来安排学习和工作。他指导组员每天必定要和附近的农民谈几次话,并要注意从同学中去发展组织,从附近农村里的进步农民和小学教员等去发展组织,扩大社会主义宣传。”

  “马克思主义小册子于本年夏天第一次运到农大,除散发给农大教职员和同学外,并散发到附近各村庄,例如公主坟的一个私塾教员马老同志,……瓦窑村小学教员张永祥同志,看过这本小册子后,不断来农大找社会主义小组的组员谈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和怎样反抗帝国主义,推翻黑暗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法。”他曾回忆说,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建立后,以旧校址宿舍第二排九号、十号为进步分子集会的中心地点,以洋槐林内为讨论问题的场所。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建立后,即在本校师生中开展了各种活动并起着重要的影响:

  1921年10月,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决定进行学校改革运动,将“农专”改为“农大”。运动伊始,就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赞同,并向教育部陈述意见。同月,成立校务维持会,出版了刊物《改大运动》,要求教育部派新的校长。运动中,在学生中涌现了不少进步青年。

  1922年,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前夕,依照邓中夏的建议,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乐天宇回忆说:“1922年,邓中夏同志和毛主席、李立三同志等为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等事件回到北京,住在中老胡同公寓里,中夏同志打电话到农大宿舍嘱杨开智和乐天宇等同志去公寓谈了工作和学习情况,并指出就要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希望能在农大成立一个支部。以农大社会主义小组为基础,新吸收李启耕(荣光)同志、左士(正元)同志、胡求仙同志等共有团员八人,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农大支部(简称S.Y.农大支部)。

  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指派邓中夏同志出席、指导了北京地方团委成立大会,并做了报告。赵世炎同志做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地委书记何孟雄同志报告了成立经过等。到会团员约100余人,共10余各支部。农大支部到会团员8人。

  社会主义青年团农大支部建立不久,于1922年9月组织成立了“农业革新社”作为青年团的外围组织,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批准后,开始进行工作。9月,召开了农业革新社成立大会,邀请附近农民100余人参加大会。除农大支部8名团员为农业革新社基本发起人外,还吸收了詹乐贫、林孔唐、徐大昌、彭树范等参加发起,很快有50余人参加。

  建立“农业革新社”的目的,在于团结与吸收进步学生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学校改革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农业革新社成立后有两项具体任务:一是办农民夜校,胡求仙担任校长,农业革新社社员担任教员。当年在恭王寺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参加夜校的农民有百余人。二是成立农专学生会,其成立时间为1922年4月。当年《晨报》(1922年4月25日)做了报道,说农专学生自治会以“本互助精神,以砺砥学问,促进校务,及改造社会为宗旨”,“将来对于该校前途,定有一番大改革。”农专学生会由胡子昂任主席,乐天宇任秘书。此间出版了学生会刊《农讯》。

  1923年春,社会主义青年团扩大吸收了一批新团员,詹乐贫、林孔唐、徐大昌、彭树范等陆续参加团组织。同时,农业革新社也在扩大,由50余人扩充至80余人。

  社会主义青年团农大支部的全体团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团员中有的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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